周末快乐

疫情带来的一大好处就是卫生意识高涨,两小时将卫生间清洁出来,闻到那股消毒水味道突然感觉特别的安心😄

转:武汉病人

“希望明天醒来后都是好消息。”

在2月2日晚,李红在微博写下这句话。自父亲患病以来,这位年轻姑娘难得展现出一丝乐观。当晚,父亲终于得以收治住院了。

住不进医院的人还有许多。问题自1月底变得愈加严重,在武汉,许多疑似患者卡在了一个死循环里:冠状病毒肺炎确诊,需要核酸检测呈阳性;核酸检测的前提是,已有医院收治;医院收治的条件是,得到确诊。微博话题“肺炎患者求助”里,涌入大量帖子。

在这个晚上,很多人在盼著“火神山”。新建成的火神山医院将正式收治病人,提供1000张床位,就在明天。

李红转发“火神山”的新闻并宽慰其他求助者,“马上就会好了吧,更多人可以住上医院了,疫情也能更好控制了。”

有希望总是好的。

流程

武汉封城后,社区成为分诊的承压阀。洪山区大洲居委会工作人员陈战向记者介绍,按照流程,居民如果有发热的情况,首先应上报社区,社区向上汇报给街道,找社区医院(即社区卫生中心)完成初选,再送到当地的发热门诊里面做检查。“确诊为是阳性的话,那么我们就会收治住院”,他说,“现在我们按照四类人群,一个确诊了的,一个高度疑似的,再就是有肺炎疾病的,再就是发热人群,这四类人群我们是做到无一漏洞地登记。登记完了以后,只要是涉及到发热人群,我们全部隔离。”

孙梦霞一家正是老老实实按著这个流程走的。父母都是退休工人,住在硚口区,之前从来没与居委会打过交道。母亲发病后,孙梦霞看到楼下电梯门口贴的告知,给社区打了电话。“你先别慌著去医院,先在我们社区医院查血吧。”对方说。

社区医院没有核酸检测资格。根据查血结果,数字指标显示有炎症,但无法确认。“你先回去吃点感冒药吧。”医生说。“那到底去不去医院检查呢?”孙梦霞问。“你先回去隔离。”医生给母亲开了泰诺(编按:非处方药,用于治疗普通感冒发热、头痛、咳嗽等症状),但社区医院没有药,让她自己去药店买。

虽然有所顾虑,她还是决定配合规定流程。“我以为政府会给我们妥善安排,我们这些得病的人会走一个非常好的绿色通道。”她说。

泰诺到处都买不到——这是一个坏讯号,但那一刻她没有动念跳出流程。她买了感康(编按:中国生产的感冒药,复方制剂,非处方药)和阿莫西林(编按:抗生素,处方药)。吃了两天药,母亲情况反而恶化了,吃什么吐什么。她感到不能再拖了,给社区打电话,对方让她去社区对口的普爱医院。

2020年1月25日,戴著口罩的士司机在武汉的街上行走。摄:Hector Retamal/AFP via Getty Images

武汉自1月26日起实行中心城区机动车禁行。按照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,需要到发热门诊的病人,各区统一安排应急车辆送达指定发热门诊就诊。大洲社区工作人员陈战介绍,一般来说,社区层级可调配的车辆只是便民车辆,负责采购、送货等,运送发热病人的车辆向街道报到,这些车辆同时还承担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职责。

现实情况没有这么理想。李红家离医院较远,父亲发病后,她联系过社区送院,被告知没有车。又打120,那边答应调度。3个小时后,车来了。120只管送不管回。交通管制拦不到车。高烧的父亲只能骑共享单车回家。平时30分钟的路程,他耗时2个小时才到家。“他大喘著气,跟跑完800米一样,眼睛红肿,比出门时候憔悴了很多。”李红回忆。

至少,孙梦霞没有卡在出行这一关。她自己开车带母亲去了社区定点的普爱医院。“幸亏我们这有车,还可以送,没车这些老人怎么搞。”她对母亲说。

普爱医院人山人海。工作人员问她,来之前是否先报了社区,这让孙梦霞更加确定流程的重要性。

但实际上,不按照流程来,对事情进展也没有什么影响。家住武昌区的徐洁是绕过社区,直接开车带著发烧的父亲去医院的。几天前,徐洁自己也发烧了,但很快退了。

到了医院,父亲嫌队伍太长不想看病了,父女争执起来,耗了个把小时后,父亲的烧居然退了。侥幸心理再次出现,“那他大概就不是这个病”,徐洁想。他们没有再排下去,回家了。

回社区时,车被拦下了。“现在不是不让上路嘛,你们开车去哪里了?”当得知他们去了医院后,社区人员一下子很紧张,登记了他们的个人信息。之后,社区每天会打电话来问情况,送过口罩,“但是其实别的事情他也做不了”。之后他们出门去医院,既没得到社区协助,也没得到阻挠。

又过了两天,家人唯一健康的人——徐洁的母亲,也发烧了。由于核酸试剂短缺,他们都没得到确诊。但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

退烧之后,父亲没有再复发,但呼吸困难、咳嗽、喉咙痛、没有食欲这些症状一直在。事实上,退烧不能作为自愈或者排除感染的依据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接受《财新》访问时公布其他调研的临床案例,有1.4%的感染者完全没有发烧症状。只是在早期,这个疾病能够被公众知悉的细节太少了。

床位

新冠肺炎目前没有特效药。徐洁记得,她第一次去看病,医生开了三款药。她问吃完药病是否能好,得到一个非常坦诚的回答: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说这三种药可以治这个病,现在只是给你吃了试试,主要需要靠你自己的抵抗力。”

第二次开药,医生反问她觉得哪款药有用。“感觉那个连花清瘟好像吃了还蛮舒服。”她说。

“那好吧,那我就把这个药给你开三盒。”医生说。他用同样的提问给徐洁家人开了药。

“我们现在是对症治疗,只解决症状。”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蔡毅对记者说,这有别于从根本解决的对因治疗。他介绍,从他负责病房来看,官方诊疗手册中建议的抗病毒药物洛匹那韦和克力芝都不缺。不过,在记者所采访的未得到住院床位的患者都说,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药物,他们得到通常是阿比多尔(编按:呼吸系统抗病毒药物,处方药)、拜复乐(编按:适用于呼吸道感染的处方药)与连花清瘟颗粒(编按:中成药)。“诊疗方案上是有说用干扰素雾化,但现在武汉,托了关系也做不上雾化。”一位病人家属说。

2020年2月4日,武汉的一个刚建成的临时医院内,一名工人在病床之间行走。摄:Feature China/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

床位变成重症患者迫切需求。吃药只是一方面,他们还需要补液、营养的支持治疗以及吸氧、插管机械通气的呼吸治疗,只有解决了床位,他们才得到医生密切监护,而同时,又避免在家庭和社区中进一步感染他人。

1月30日,第一次带母亲跨出社区来到普爱医院的孙梦霞发现,在这里干任何一件事都要排长队。在这一天,看病等了三个小时,查血四个小时,做CT两个小时。打针是最久的7个小时,大约200米长的圆弧形大厅,座椅围了两圈,坐满戴著口罩排队的人。她只看到一个护士打针,两个护士配药。他们早上8点去到医院,夜里3点钟才回家。

查血和CT结果显示母亲已符合重症标准,医生对孙梦霞说,80%可能性已感染新型肺炎,只是普爱医院没有核酸试剂,只能打一针左氧氟沙星(编按:呼吸系统用药)先观察。

一直跟著程序走的孙梦霞给社区打电话反映,得到的回复是,“好好好,我们想办法,你们等消息。”

31日再去医院,母亲的身体更差了。医生告诉孙梦霞,一定要住院,但普爱医院床位已经满了,要自己想办法。她又联系社区,把手机递给医生。“这个老人情况非常不好,你们要尽快安排啊。”医生对电话那头说。社区表示只能等待。

打完针回到车上时,她感到母亲呼吸变得急促,全身在发抖。她再次求助社区。“赶快叫120救救我妈妈吧。”但对方还是表示没有办法。

她突然想到,母亲有红斑狼疮,是武汉第一医院的老病号,那里有记录,也许可以救母亲。驱车赶到第一医院,院方说这里不是医疗救治定点机构,“不收这种病人。”经过一番争执,母亲送进急诊抢救室,数据一监测,情况危殆。医护人员不再作声,上了呼吸机。他们随后再次表示,这里不负责收治,只能抢救两个小时。

发热门诊定点机构并不等于医疗救治定点机构,武汉第一医院只在前者的名单里,后者要少得多,床位非常紧张。按照武汉市卫健委1月25日消息,救治医院已经征用3批,床位达4000余张,另6000余张床位将于1月底前提供使用。但现实并不如预料,2月5日湖北省政府的新闻发布会,武汉市委副书记胡立山称,28家定点救治机构的病床是8254张。即使有了空床位,所有的资源都需要匹配,包括足够的医护人员与防护装备,才能够接待病人。

她跑去汉口医院找床位,那是另一家定点医院。父亲跪在地上哀求,她掏出CT片和病例,医生说:“真的无能为力,床位满了,现在很多这种病人。”

他们折返第一医院,请求推荐对口的医院,院方表示,没有这个能力,但告诉她,只要人在这里,就会尽力抢救,不会拔呼吸机。他们唯一可以做的,就是为孙梦霞的母亲进行核酸检验——这是她先前在普爱医院没有得到的机会。

在1月22日之前,湖北省疾控中心统一负责武汉市所有疑似病例的核酸检验,22日后检测权下放到各个定点医院。权限开放了,但试剂盒的短缺还是令能得到检测的人数量优先,协和医院和第七医院一度每天仅开放100个核酸检测的名额——其中一部分还要用于入院病人的复查。据《财经》报导,有人2月1日去同济医院排队,被告知一天名额只有10个。

“核酸检测是目前确诊的要素之一,但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具有这种资质的。这是资源的稀缺所决定的,不像CT这么普及啊。我觉得要解决这个死扣呢,确实很难。因为需求太大了。”武汉五院一位医生说。

孙梦霞赶快抓住了这根稻草。去第一医院发热门诊又排了两个小时的队,她挂了一个号。

2020年1月25日,戴著口罩的病人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等待医疗救助。摄:Hector Retamal/AFP via Getty Images

家人

确诊迟缓,没有病床,缺乏有效隔离,家族聚集式的感染不断发生。一个人倒下,摇摇欲坠的就是整个家庭。

杨羽母亲直至去世也没有得到核酸检验。1月20日发烧,1月26日,她咳血被送院抢救,第二天,人就走了。没有病危通知书。

最后一夜,是同样在发烧的父亲在床边陪著母亲。母亲不断地坐起,躺下,极为烦躁。大概是过于痛苦了,她一度自己扯掉了呼吸机。

母亲的弥留时刻,杨羽打去视频电话。她看到的母亲全身浮肿,手是紫的,嘴唇也是紫的。她与孩子一起在喊母亲,但老人难以回应,“说话就是颤抖,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”。她的眼睛之前还可以转动,“慢慢地没神了,最后就完全不能动了。”

因为强制隔离,像大多数的家属一样,杨羽无法当面向母亲告别。所有的事情都要排队,等殡仪馆的车也一样,她担心父亲一夜没睡再等下去扛不住,喊他回家先吃点东西。当父亲再赶去医院,母亲的遗体已经被拖走了,只剩下空空的床。火化立即进行。母亲不算确诊病人,但殡仪馆要求殡葬证要注明死因是新型肺炎。

“很无助,很无助,反正就是很说不上来的那种,很突然,有点太快了。”杨羽对《端传媒》说。讲述这些她的经历时,电话中她的语气平缓,没有任何抱怨,甚至有一丝木然。

正如其他上报社区申请、床位却陷于漫长等待的家庭一样,先前父亲每天要陪母亲去医院打针,渐渐地,他拖不动她了。他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感染症状。杨羽说,她不能表现得太难过,“考虑到爸爸的心情,因为毕竟爸爸还在”。还没到可以放声大哭的时候,她需要克制。她反复地对老人说,“希望爸不能离开我”。

在痛失挚爱时,亲人之间会紧紧相拥。但现在,相互隔离是必须的。母亲走后,一直贴身陪护的父亲被社区送去了酒店隔离。“我们都是没有进行近距离的接触,一直都没有。但是问题是我还有个孩子。我确实我蛮想,我自己也想去照顾,为了我孩子……”说到这里,杨羽终于哭了起来。

孙梦霞的父亲也发病了。但她要守在母亲的急诊抢救室。高烧39度的父亲只有自己去医院,当他来到几天前才来过的普爱医院,他看到等著打针的队伍更长了。上次是绕大厅两圈,这次绕了3圈。他带著被单去的,准备睡在医院里。

在这个小家庭中,作为单亲妈妈的孙梦霞是唯一能够站出来的支撑力量了,弟弟在年前摔断了腿。“坚强起来,有希望,有希望的。”父亲宽慰女儿。她为父亲表现出乐观感到心疼,那也许是个假象。“他怕我崩了,不能照顾他的老伴了。”

夜里,她睡在车的后座上。但隔两小时,护士就会给她打电话,催促她进去给母亲喂水。她还要负责擦身体与换尿布。毕竟母亲所在的地方只是急诊抢救室,而不是新型肺炎的收治点,医护人员也怕被传染。抢救室里躺著三个病人,她一问,都是这个病。而孙梦霞唯一的防护就是口罩。“一天我最多用两个。按道理是4个小时换一个的,我没有这个能力换了。”口罩不好卖, 好容易在罗森便利店“抢了3包”,55元一包,打开只有5个。

自从1月27日母亲发病后她赶过来帮忙,为防交叉感染,就再没回过自己家了。16岁的女儿自己留在家里,孙梦霞从来没离开过女儿那么长时间。女儿不会做饭,连续吃了几天泡面。“你想吃什么东西,你全部百度,自己学著做,炉子打火一定注意安全。”孙梦霞对女儿说。于是女儿蒸馒头,烫饼子,还炒了饭。那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,没有对她说什么鼓励的话,只是说,“妈妈我很想你,好想让你快点回来。”

父亲还没有得到医院床位的时候,李红的家被分成了三个区域。她和患病的父亲留在各自房间,母亲睡在客厅里。菜炒出来,装成三份,在各自的区域吃。大家基本上交流靠微信和电话。只有擦酒精和送饭时,她才会进入父亲房间。父亲会催促她快出去。

网上有种说法是把空调开到30度可以杀死病毒,她也试了一下。父亲平时是个报喜不报忧的人,再难都自己撑著,但这次他似乎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,“感觉自己要热死了。”回到房间,她就哭了。父亲发烧在反复,她的一颗心也随之起伏,降到37度就松了口气,升回39度又慌了。吃一次退烧药只能保持五六个小时正常温度,药一停,温度又上去了。

客厅原本用来防盗的摄像头被拆下来,装到父亲房间,她不时就会登入手机程序看。父亲总是卷在被子里,露出一只脚。她能听到他大喘气的呼吸和重重的咳嗽,到后来,又有了那种作呕的声音。她感到父亲越来越虚弱了,发微信和打电话他很少回复,问他十个问题才回答一个。

2020年1月27日,封城中的武汉,一个家庭从家中向窗外望。摄:Hector Retamal/AFP via Getty Images

大多时候,母亲坐在客厅里,重复地看《还珠格格》、《情深深雨蒙蒙》等老电视剧。她像是留在了旧时光里,不太关注最新发生的事情。11年前,母亲遭遇严重车祸,成了植物人。后来在家人努力下,她苏醒了,能够正常行动与基本交流,但是反应迟缓,智商像七八岁的小孩子。但说起父亲的病,她就一直哭。

“哭交给我妈了,我只能去想办法。”李红对自己说。月收入4千多的工人父亲曾是家庭支柱,现在,该她站出来了。

110、120、市长热线,能打的电话都打了,回复都是上报社区,可上报早就完成了,没有结果。她在微博求助,转发很高又怎么样呢,还是有很多网友骂她造谣,而且什么也没有改变。父亲去医院打针时,呼吸困难,请求吸氧,院方说要诊断之后才能制定治疗方案。

又回到那个死循环了:无法确诊,就无法入院;无法入院,就无法做核酸检测;无法做核酸检测就无法确诊。

确诊

回到2月2日,武汉市累计确诊5142例,全国确诊17205例。在这一天,孙梦霞的母亲终于成了其中之一。

早上拿到第一医院的核酸检验结果的一刻,孙梦霞的内心是矛盾的。心里的一个声音说,不希望母亲得的是新型肺炎,因为毕竟“还是相当严重的”,自己和父亲可能也逃不了被感染的命运;另一个声音则说,“有希望了,可以要收她了,因为不是政府说嘛,这个能直接安排床位。”核酸检验、确诊、住院首尾相扣的逻辑闭环,终于破解了。

她拿著结果去找发热门诊医生,医生说:“我又不是定点医院,我收什么呢?你找医院去收啊,你找你们社区啊。”

同样在2月2日,徐洁和父亲也都得到了人民医院的电话通知,两人均确诊了。这得益于2月以来,武汉新增了数家核酸试剂检测机构。他们第一时间赶过去,就排上了。母亲晚了一步,排到了4天以后才能检测。

徐洁父女收拾毛巾、脸盆等生活用品准备去住院了。到了人民医院,连医生都没有见到。靠著在机器上扫条码取了报告单,再问大厅的工作人员,和孙梦霞听到的回复一样,“你们自己赶快去找医院”。

他们接著去了所在武昌区定点的七医院,被告知床位已满。徐洁表示想预约,等有空床再住进来。“没有必要了吧。你前面排了特别多的人,你们是等不到的。”医生也说,“你在我这边就只能说打打吊针、吸吸氧,而且吸氧我只给你开一天的,病人太多了,轮流吸。”

情况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。如果说在1月,确诊尚意味著一张床位,随著核酸检验的普及,床位紧张这个更根本性的问题暴露出来。确诊的人多了起来,他们跳出了那个死循环,但医院的床位是满的,他们依然无处可去。

他们甚至都没有得到有效隔离:确诊的徐洁和父亲在外面奔走找著医院,确诊的孙梦霞躺在非定点救治医院的急诊抢救室。

这一天里,孙梦霞给社区打了四个电话,像过去每一天的每一通电话,社区总是回答,情况已经一层层报上去了,在等待结果。那个确诊证明在某种意义上,变成了一张徒具形式的纸。她发现有了它,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。

武汉有1159个社区,每个居委会要管辖约1.1万人。1159个汇报渠道每天运转著。“街道让我们不光上报名单,会要求我们把他的血项跟CT的结果,出的那个报告全部一起给打包给他们。”青江苑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“肯定会根据病情这块来著重安排。”

但轻重缓急如何排序,何人负责甄选,有无特事特办与插队通道,公开信息难以找到。

2020年1月30日,武汉一家医院附近,穿著防护服的政府人员查看一名倒在街上已过世的老人。摄:Hector Retamal/AFP via Getty Images

在其中一次与社区的通话中,孙梦霞痛斥了那位接线员。她听到了抽泣的声音。“我也就是一个接线员,我给你报了,我该做的都做了。”女孩哭著说,“我真的是同情你,我也无助,你对我这样发脾气干吗?我们都只能等消息。”

她也难受起来。“我不是在责怪你,我只是在求这个救命草,因为你是我的一道光。我只有这一个渠道找你啊。我到哪里去求助呢?”

一直忠实地按著流程在走的孙梦霞不得不承认,社区上报这条路太难了。从最初上报,8天过去了,她的母亲从轻症拖成了重症,躺进急诊抢救室。“我以为就是按照政府的要求来,会得到帮助。因为这个口号喊得特别好。所以我一直抱著是非常正能量的方向在相信,到现在为止以后我真的已经绝望了。”她说。

网上流传的信息混乱、滞后。有时传出哪家医院新开放了一批床位,打去电话,早就没了。“那都是像假消息一样,还不如你自己想有什么办法进行自救。”杨羽说。即便安排了床位,只能保留一个小时,120的车却要排队。一个84岁老人的遭遇是,第一次派的救护车没有呼吸机,第二次派车有呼吸机,却还要等抬担架的人。因为时间耽误,床位也没了。

靠著自己找,孙梦霞好不容易打听到蔡甸区人民医院有批病人出院现,马上将有新床位,但一听她来自汉口区,院方直接拒绝了,“跨区的我们不接受。”

转院的人也面临另一个死循环。比如像金银滩医院专门接受重症患者的转院,不接受门诊,但确诊的重症患者,首先要有原救治医院的转院证明。但往往情况是,原医院床位满了,患者从来就没有住进去,没有住院,自然开不出转院证明。“这种有序的规律的救治,政府想得是蛮好,各个环节要连起来,是不能一下子实现的。”一位医生告诉记者。

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够知道后来的具体走向,在《端传媒》跟踪采访中,有一些人中断了联系,另一些则是记者不忍再去打扰。

2月3日醒来的李红,没有等来好消息。在这一天还没亮的时候,父亲因呼吸衰竭,病逝在了昨天才安排下来的病床上。她去年写下的愿望清单上,包括带爸妈拍一套新的结婚照,这永远无法实现了。

那天一早,徐洁驱车前往火神山医院的路上被拦下了。工作人员说,火神山不接受自行前往的病人。她任职的国企参建了火神山,她偷偷问过领导,自己职工能否安排进去,领导说不能。但至少,通过单位关系,她购买了一部氧气机,氧气机当时在城内一机难求。

2月5日,孙梦霞迎来了噩耗,她的母亲在急诊抢救室里永远闭上了眼睛。她发烧的父亲还在等待床位。同一天,在社区安排下,杨羽的父亲终于得以住院。2月11日,徐洁向记者更新她的近况,靠著那部氧气机,自行隔离在家(全家向社区签署了不出门的承诺书),徐家撑过最困难的时候,正在康复。

火神山之后,还有雷神山。分别位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、洪山体育馆、武汉客厅的首批“方舱医院”也已陆续投入运营,设用于收治轻症患者。可提供万余张床位的另外8家正在改造中。核酸检验不再是唯一确诊通道,2月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,在湖北省内将CT影像结果作为临床诊断病例的诊断标准。死循环或许在解开。

而所有的人,只能等待,等待免疫系统能够成为身体里获胜的那一方,等待病毒的更多密码被人类研究破解,等待疫情结束,并抱紧希望。

(李红为化名,罗芊、陈少远、马宇平对本文亦有贡献)

原文:《武汉病人》 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00214-mainland-coronavirus-patients-no-way-of-hospital/?utm_medium=cop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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